正略咨询     正略铭诚     正略投资    正略信诚     正略博学

“一带一路”系列之政策沟通——政策不共通,命运难共同

日期:2015年5月11日 16:14

 

  导语: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以“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为纲要的“政策沟通”,再次挈领整个章节。“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只有通过政策协同与沟通,才能打造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在论述丝路经济带合作“五通”模式时,曾将“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的政策沟通列在首位,认为它是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基础和保障。

  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已经与以中亚为主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建立了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方式的政策沟通,如上合组织框架、以“丝绸之路市长论坛”为主的亚欧大陆桥协商机制、“欧亚经济论坛”为主的对话形式。此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官方研究机构也在着手推进沿途国家的智库合作。

  然而,目前政策沟通的发起者主要还是地方政府和非官方组织,且在前期较少交流、缺少足够互信的情况下,政策沟通的深度、广度乃至具体形式都需要进一步提升和改善。

  在国家级“一带一路”规划对外发布前的这两年,项目合作一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和抓手。据商务部数字,2014年前11个月,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分别为106.1亿美元和80.5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22.3%和31.5%。

  然而,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风险状况,并没有随着项目的增多而有根本好转。

  与在发达国家存在的意识形态歧视、高人力成本、技术壁垒相比,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的一带一路沿途投资环境,具有以下风险。

  首先是政治风险。根据《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蓝皮书》,在2005至2014年发生的120起“走出去”失败案例中,有25%是因为政治原因所致,有8%的投资事件在审批环节因东道国政治派系力量的阻挠而失败,还有17%是在运营过程中因东道国政治动荡领导人更迭等原因而遭受损失。

  除一直受到关注的政局不稳导致政策更迭频繁,政治风险还表现在,相当多的沿途国家存在国有化政策问题、执法随意化以及第三国干预等情况。

  同时,当前我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多采取PPP和BOT模式,严重依赖与业主方的关系、且业主方在项目进程中拥有很大话语权,一旦出现问题,中资企业往往没有“还手之力”。

  其次,沿途多为有限开放国家,对外资进入存在诸多限制。比如限制和禁止外国企业和资金进入某些领域和产业,或者要求外国资本必须在当地建立合资企业、限制资本比重。一些国家也对跨国收购、兼并有严格限制。

  特别是能源和资源项目,如有的中亚国家,要求最低注册资本15万美元以上、外资持股比例30%以下,石油开采区块歧视性分配、高资源税,甚至还有几乎让外资“裸退”的高退出门槛。在整个中亚地区,通讯、银行、大众传媒、建筑等行业的外资持股比例等都被严格限制。

  而且,相当多的国家希望发展轻工业、制造业,与中国存在产业重合和竞争,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针对中国的优势行业设置投资限制。

  三是对外来劳动力的限制问题。这种情况在中亚普遍存在,很多国家吸引外国劳动力的限额为本国劳动力人口的1%以下,使外国工人、技术人员很难获得工作许可。

  第四,外汇管理较为严格。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相当多的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实施了更为严厉的外汇管制,特别在经济危机之后,限制外汇出境,这大大增加了资金往来风险,特别是增加了中企资金回流的难度。

  事实上,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之后,在大多数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和发达国家,保护主义重又强化,特别是在本国拥有优势的支柱性产业、制造业等领域。

  应该说,在“项目先行”的现有一带一路发展模式中,诸多中企是顶着风险、迎着机遇走出国门,在经常受到歧视、不公平政策的情况下艰难拓展,很多重大项目因此成本攀升,甚至导致失败。

  由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政治社会文化差异较大,很多缺乏历史互信,甚至导致经援项目和民生项目遭到抵制。

  如不能进行前期政策沟通、建立互信,既无法实现合作共赢、互利互惠,更无法形成以以一带一路为纽带的命运共同体。

  然而,由于中外交流曾长期中断、改革开放后中国主要面向发达国家开放等原因,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还处在互相了解基本政策信息、具体项目一事一议的层面上,在长期制约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环保、法律、土地、税收、社保等方面,缺乏足够深入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事实上,相当多的对外政策的具体决策者、执行者、研究者,不出国、不见企业、不会当地语言,特别是缺乏足够的渠道与外国的决策者、政策执行者和研究者沟通,因此难以在充分了解彼此利益需求、建立共识之后开展项目合作。

  在推进政策沟通方面,初期应聚焦物流贸易便利化。

  首先是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监管规则的共同体,尽快签署一带一路范围内的通关合作协定、消除物流壁垒。

  其二应是实现外汇管理、跨境结算、贷款担保等金融政策的政策沟通,特别是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共同体,尽快扩大货币互换的规模和网络。

  第三是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就业政策共同体,促使区域内国家实现有差异性的就业政策、鼓励引进熟练、高水平外国劳动力。

  而在政策沟通的具体实施层面,应重视支持智库的参与并建设相应对话平台。应该看到美国在实施本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过程中,多次由基金会、对外协会等非政府组织与中亚国家的决策智库进行对话,同时提供研究项目、研究资金支持和政策咨询支持,从而在决策源头就渗入其“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战略。

  而在我国,受制于智库建设的滞后,相关项目缺乏足够支持,更难以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充分开放。

  因此,有必要组织由中国智库类机构主导的定期地区对话平台,特别是专业政策领域的对话平台,推动实现政策的互联互通;有必要加强在专业政策领域的交流培训,比如在涉及国家发展基础的专业法律领域建立对外培训体系,使相关国家的法律从业者了解中国特色法律体系,乃至引为该国法治改革的参考;有必要在智库和院校专门设立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类研究项目,提供面向其政策咨询的人力和资金等资源支持。

  而在具体执行方面,可在国家智库建设中提供资金,专门支持设立数个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智库以及定点支持若干院校建设。

  由此,一带一路的政策沟通,才有可能与地区其他大国、地区外大国的相关努力进行竞争,或者在同一层面联合探讨,最终实现合作共赢、互利互惠。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所属类别: 一带一路

该资讯的关键词为:

总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通东大街望京SOHO塔三B座8层

电话:010-59082888

广州公司: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28号越秀金融大厦8层

电话:020-28855566

天津公司: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电子商务产业园宏旺道2号

上海公司:上海市金陵东路2号光明大厦8层

电话:021-23130888

成都公司:成都市高新区菁蓉国际广场4号楼B座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