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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军:大学不该越办越苍白| 正略书院现场实录

日期:2015年9月10日 22:55

8月13日下午3点,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和正略书院联合举办的吴军新书《大学之路》发布会在北京腾讯汇举行。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正略书院创始人赵民、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郑玮民、凤凰卫视《常青藤零距离——美国名校印象》导演刘逍然、以及吴军博士的女儿吴梦华(麻省理工学院MIT 2015级新生)亲临现场与媒体、观众互动。(文末附现场发布会视频地址,复制网址在浏览器中打开即可在线观看)

人民邮电出版社季仲华社长、王晓丹总编首先对新书的面世表示祝贺,并希望凝结了吴军博士心血的新书《大学之路》能以独特的眼光给大家带来一个科学家在教育领域的独特思考,为国内的教育事业、家长和学生带来新的感受和启迪。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先生在随后上台发言中表示,他知道吴军是从吴军的书开始的,跟吴军能学到很多东西。他要求新东方的老师、员工必读吴军的《文明之光》和《浪潮之巅》,“九级以上的管理者四五百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本”。

俞敏洪说,其实吴军作为计算机的工程师,设计了一个软件,或者说云技术方面有一点突破,这件事情做了可能进步快一点,他不做早晚有人做。但是,传播思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所以把自己从一个工程师能够转变为一个思想之火、文明之光的传播者,这件事情比当工程师重要很多。所以,“可以为吴军的新书《大学之路》写序、跟吴军在同一条船上很开心”。

本次发布会的主角吴军博士在感谢大家的抬爱之后指出,本书之所以取名《大学之路》,主要有三个含义:第一,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它们走什么样的路。第二,从他自己的经历来讲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路,他有很多的挫折,有一些事情做的不好,希望说出来可以让以后的人做的更好。第三,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一个理想的大学里,大学生可以走一条什么样的、比他更好的路。

吴军博士在发言的最后表示,一个理想的大学首先是培养人的地方,这个人不光是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个社会的人。(理想的大学)还是一个研究的中心,引领世界科技的发展,而且对地区性的经济产生正面的影响。学校(理想的大学)还是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发源地。生活也很重要,它还是年轻人的家,18-22岁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阶段,它应该是回想起来这四年是我度过最好的四年。

发布会的主题演讲结束之后,正略书院创始人赵民主持了到场嘉宾的对话环节,现场各位嘉宾谈笑风生,各抒己见,为到场的观众奉献了一场教育思想观点碰撞的饕餮大餐。

 

今天正略书院为大家推送俞敏洪校长和吴军博士就大学发展之路的演讲实录。

俞敏洪我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荒废。从进入北大开始,到北大毕业任职,再到现在,尽管工作很忙,每年都还会读少则五六十本书,多则一百多本。我知道吴军是从他的书开始的,《数学之美》我没有来得及看,后来看了《浪潮之巅》和《文明之光》,之前不知道他在写《大学之路》这本书。读过他前面的两本书之后的感觉是,工科的思维竟然可以勾勒出这么简单优美的文笔,非常清楚地把一件事情、一个时代的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的脉络说清楚,《文明之光》关乎上下五千年,把脉络说清楚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认识这样的朋友实属荣幸。

我没有刻意寻思怎样可以找到吴军,他这次创作《大学之路》期间,出版社一个作者正好也是新东方南昌学校的作者,他给我写了封邮件说:我认识吴军,他在写《大学之路》,你想不想认识。我说太好了。当时没有想到要给他的书写序,只是觉得认识他可以跟他学到东西,我可以请他到新东方,为新东方的老师和员工讲课。我要求新东方的老师和员工必读《文明之光》和《浪潮之巅》,九级以上的管理者四五百人每个人都有一本。这次发现《大学之路》又写得如此之好。其实我比大家更加幸运,他写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读了。我花了一点力气认真地写了序,承蒙吴军说我写一个序挺好的。可以跟他在同一条船上是让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把吴军当成是“朱”,尽可能向他靠近。

我挺感慨的,昨天在北京台跟吴军做节目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其实吴军现在如果作为计算机工程师,设计一个软件,或者说云技术方面有一点突破(虽然这件事情他不做早晚有人做),他做可能进步快一点,但是传播思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他把自己从一个工程师转变为一个思想之火、文明之光的传播者,这件事情比当工程师重要很多。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都应该把有限的生命做一个无限的放大,这个放大可以覆盖尽可能多的人群,并且在这些人群中产生正能量的影响,使文明变的更加文明,思想变的更加优美灵活,或者说有突破性,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吴军在做的正是一个极其正确的事情,让我很感慨,也非常高兴读书最后变成了交朋友。以书会友是一件真正的高雅之事,中国古代就讲以书会友,以棋会友,以情会友,我和吴军不是以喝酒开始的交往,是以书开始的交往,特别好!尽管吴军可能还从来没有读过我写的书,因为我写的书可能不值得他读,但是他在93年的时候当过我的学生。他到美国读书跟在新东方学英语有一定的关系,他比我小3岁,所以我们还是很有缘份的。不知道吴军的下一本书是什么,但我认为《大学之路》这本书一定会非常畅销,因为它迎合了时代,不管是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大学教学主体,还是中国的民间,对大学的要求和理解。因为中国对大学这件事情基本上从来没有办好过,我认为北大也没有办好,而且办得越来越不好。尽管优秀的教授越来越多了,但是我认为大学不仅仅是零散教课的问题,而是真正的大学理念、大学的指导方针和管理模式的问题。这本书当中吴军都写到了,所以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一本书出现。吴军还是青壮年时期,孩子又上了大学,所以相对来说空闲一点,继续你传播思想之路的探索,为中国人民带来越来越多有思想大餐又可以引导中国文明进步的好书,再次祝贺新书出版,谢谢。

 

吴军谢谢俞老师和王主编做的介绍,我感觉有一点受之有愧。写这本书有三个原因,第一,很多在国内的教授,他们把孩子送到美国之前,会来问我关于留学的问题;第二,我自己参加了一点大学的管理,有一些感想想说出来;第三,当时帮助我的女儿挑选学校,虽然做决定的都是她,但是我要带她看,找每一个学校曾经的毕业生,或者正在当教授的人去了解一些情况。谷歌有各个大学比较好的毕业生,我得到了一些经验想和大家分享,所以写成了这样一本书。《大学之路》有三个含义,第一,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它们要走什么样的路;第二,根据我的经历来讲我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路,我遇到很多的挫折,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好,希望说出来以后,别人可以做得比我更好;第三,如果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一个理想的大学里,大学生可以走一条什么样的比我更好的路。就是这三个想法驱使我写这本书。

一般来讲,我们对大学有一个误解,中国在争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误认为好大学有一些硬性的指标,事实上这是没错的,世界一流大学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好的指标。但是这些东西是否成为真正一流大学最关键的因素,还是我们的教育者对一流大学的误解。经过走访英国、美国几乎所有最好的大学,我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特色比它们的这些共性重要的多。我们需要明确一件事,大学和中学有什么不同,什么是大学,我们为什么要来上大学。至少我过去在上大学的时候,没有太考虑这些因素,就觉得中学毕业了应该上大学,不上大学就不好。大学最早的一个起始点,把什么东西都装在一起,包括一个教授带着一群学生,就像孔夫子一样,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传道授业,不光教物理课,也要把做人的道理交给他们,这是大学特别本质的东西。俞老师刚才讲了我们现在的大学越办越不好,不是说我们课上得不如过去好了。我在上学的时候,很多老师计算机其实是跟我们同步学,一边看教材一边教我们。现在教计算机课程的都是经过非常严格的科班训练、有博士学位的老师,这些课可能会教得好,但是是否可以真正的跟这些学生做朋友,大家生活在一起,这未必单纯地与大学老师学术水平有关。

大学最早起源于意大利博洛尼,当时大学成立的时候有四条学术特权或者说学术自由。第一个就是神职人员才有的特权,类似于一个洋和尚拥有的特权,大学教授相当于当时欧洲比贵族更高一等的人,有如此了不得的社会地位。第二,学习是为了大家可以自由的旅行。第三,不会因为学术观点不同,一方排挤另外一方,这是很重要的,是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原则。第四,教授和当地政府发生矛盾的时候,希望由教会裁决而不是政府来管的。第五,大家知道这么一件事,抗日前期,司徒雷登保护了很多北大的前身燕京大学的学生,他说学校应该享受不受当地政府管辖的自由。美国越战时,耶鲁大学可以顶住政府的压力来做一些事,录取一些服兵役的学生。英国人到巴黎大学读书,回去办了牛津大学,和当地的学校发生冲突,很多人又到剑桥办了剑桥大学,有人说巴黎大学是现代大学之母。西方的教育就是这样起来的,之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英美出现很多世界一流的大学,中国这样的大国也需要世界一流大学。

什么算是世界一流大学,说起来大家有争议。同样的一本杂志评出来的美国最好的十所大学和世界最好的大学,把这两个“前十所”挑出来放在表上,会发现它们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如果单纯靠各种指标看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换一个指标这就排名不一样,这是我想表达的观点。一个真正好的大学不完全是靠排名和硬件指标,要讲个性。斯坦福大学一个最新的数据,现在的教授有里21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其它的奖比如说富兰克林,麦克阿瑟奖等等63人次,有的教授是两院院士,有的是三院院士,总共600-700个院士。就算把体育挑出来,过去的几年几届奥运会中得的金牌数当成一个国家来衡量的话,它大概在第10名左右,上届奥运会是第八名,北京奥运会第十二名。如果去斯坦福大学参观,官方接待你的人没有一个会告诉你这些数据,他们觉得这样辉煌的数据不重要。他们只谈一件事,就是创业。这是斯坦福大学要做的,他会给你介绍我们诞生了多么伟大的公司。因为取得前面那些成就在美国依然可以找出很多例子来,比如说有了很多的院士,或者说有很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你到哈佛和麻省理工同样可以找到的,得了很多奥运会金牌的到UCLA也可以找到,但是可以诞生伟大公司的只有斯坦福一家,这是它一直引以为豪的。这是我研究英美世界一流大学很深刻的感触。不可忽视理念的力量,任何一个人办一个好的大学,一定要坚持一个理念,而且这一坚持有的时候要好几代人。我常常看到一些中国关于教育改革的文章,很多人也送我一些杂志,都会说既要做好科研又要做好教学,要做好通才教育,又要做好专才教育,以我们现在的资源来讲这个逻辑做不到的,这是自己骗自己。美国有资源可以做到这点的基本上只有两所大学,一个是斯坦福,一个是哈佛。牛津和剑桥的资源都做不到,所以他们强调了特色,这是第一点。有人问我说你觉得重要的办大学的理念是什么?吉尔曼开创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先河,在他以前美国的大学都是一些教会教拉丁文,哈佛大学基本上完全就是教拉丁文的。今天参加哈佛毕业典礼还会读一段谁也都听不懂的拉丁文,这就是沿袭传统。吉尔曼考察了欧洲的教育特点,尤其是德国的教育体系特点,他说研究很重要,大学要办成研究型的。他培养学生的目的是什么,他认为首先要教育学生,培养他们终身学习的能力,激发他们从事独立原创性研究,这是很重要的。不是和工业界抢生意,我们现在有的大学做科研和工业界抢生意。通过这些学生的发现,使得整个世界受益,就是这样的理念。约翰霍布金斯大学被认为是美国研究型大学之母,美国60所大学中每一个大学至少有三个教授是从约翰霍布金斯毕业的。所以理念的力量很重要的。

美国有钱的孩子学不到东西就到欧洲,跟今天很多中国的孩子到美国学是一样的道理。埃里奥特考察了欧洲的教育以后回去改造哈佛,35岁当了哈佛的校长,而且一干40年。他说我们的教育是需要培养实干家,培养可以做出成就的人,不是只学拉丁文举止优雅就可以。现在社会上有钱人都觉得孩子上大学是为了培养成贵族,他们成功的事业生涯可以大大的增进公共福祉。你会发现哈佛毕业生很多人做公益事业,不挣钱的事,而不是说哈佛毕业以后要挣大钱,这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说不培养世界的旁观者和观众,不培养对他人劳动挑剔的批评家,这是埃里奥特的哈佛理念。他当了40年的校长,完全把这些理念贯彻了下去。

埃里奥特认为不能光说不做,他做了很多具体的事。比如他启动了哈佛的自然科学研究,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为此,他几次想吞并麻省理工学院,以教为主改成了以学为主。大学老师教什么就学什么,这是以教为主。以学为主,就是学生想学什么,在大学里一定要学得到,大学里要开这样的课。如果没有这方面精通的老师就去请,所以本科生人数只有六千人左右的哈佛开出了六千门课,还有一些课是覆盖不了,所以和麻省理工学院签订互相换课的协议,哈佛学生可以到麻省理工学院上课。国际化、多元化等等在此充分体现。一流大学和二流大学有什么差别,一流大学的课未必上得比二流大学好,教课的水平取决于单一的老师,碰到一个好的老师这门课就讲得好。唯一的差别在于一个大学的风格,它培养的是一个人行事作风的理念,这是跟着大学走的,不是跟着一两个人走的。普林斯顿和耶鲁,强调了它自己是住宿学院制,这是从英国学的。大家在那不光是为了学习,如果你只是为了到耶鲁学课,那么你到耶鲁连一半的目的都没有达到,去耶鲁或者说旁边的福特大学上没有多大的差别,他们的学生花一半的时间做课外活动,这是他们的必修课。因为大学要把一个人培养成一个健全的社会人,不光是学会几门课的人,普林斯顿也是。

吉尔曼说科研很重要,有的学校就是没有科研,很有个性。中国的一个女校,卫斯理学院,就是注重把本科教好,不和别人比,把自己做到极致。麻省理工或者说加州理工研究性的大学有研究性大学的特点,本科生进来学校的时候可以到实验室跟着教授做科研。普林斯顿说开始就要好好上课,前两年不鼓励做科研,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不管哪一个风格,一定是坚持下去的,这是办学的理念和办学的特点。所有世界一流大学现在基本都在英国和美国,德国现在比较少,日本有一两所,他们都是不一样的,他们不会比今年的科研经费排名多少,学生招分是多少,教师有多少是博士毕业的,或者说有多少得了国家什么三大奖。在美国有一个说法,二流大学比论文的引用数,三流大学比论文的发表数量,一流大学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只坚持自己办学的理念。

美国大学不是凭空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历史是很落后的。之前哈佛大学没有人上,以至于美国有钱人到欧洲上大学,哈佛大学从欧洲借鉴两点,第一点就是红衣主教,约翰纽曼。他原来是牛津大主教,他研究了牛津大学的教育,把自己研究的结果写了一本书《大学的理念》,又按照自己的理念在爱尔兰办都柏林大学。这个大学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如果有两种大学教育的体制,一种就是你修足够的分数,考试及格就毕业,拿着学位走。还有一种就是我不强求考试,没有严格的学分和课程要求,让这些大学生住在一起,在一起生活四年,年轻人的求知欲望很强,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向师长学习,向周围的同学互相学习,让他们生活一年,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哪一种大学更好?无疑第二种更好,在过去一百多年里牛津大学就是这么做的。这是一个约翰纽曼通才教育的理念。

还有一个对中国影响很深的大学体制,就是洪堡大学的体制。原来的德意志是很松散的一块地区,通过全民的教育,不光是大学的教育,一下子成为欧洲第一强国。洪堡就是进行职业教育,要培养真正有用的人,出来以后马上可以干具体事的人,而不单单是一个举止优雅的贵族,这是专才教育。后来整个欧洲都学了这一套,尤其是法国。法国在普法战争失败了以后奋发图强,很大的程度上搬用了德国的教育体制。在前苏联诞生以后,把它做了极致,采取理工分校的做法,文理科大学和工科分开。解放后中国学的更加极致,形成了今天的教育体系。美国是借鉴了这一条,没有完全的照抄,所以保留了这样两点。

 

 

第一点是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相结合,早期的前七所常青藤大学基本上是贵族教育,美国工业革命前期又诞生了第二批私立大学,经过了吉尔曼和埃里奥特对它的改造形成了这样的格局。本科教育是通才教育,只要是在有资源的大学,学生可以随便选择专业,前两年学生不限制自己的专业,第二年快结束的时候自己决定将来上什么专业。普林斯顿大学没有专业的概念,看你自己关注哪一个领域。而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理论上可以每天换一个专业,只要你不嫌折腾的话,学校是允许的,这是通才教育根本的一点。今天的大学,清华也在普及博雅和人文教育,如果你不能让他真正的做到让学生自己有这个专业的选择,就很难达到这个目标,这不是说简单的上两门文科的课就可以做到的。

第二点是专才教育,体现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严格的分界线。美国很多的大学本科生毕业了不会做清华四年级的考试题,因为那些专业课很多是不学的,都是放在研究生的阶段来学,所以做了这样的划分。如此一来,在本科学英文的我在研究生阶段我并非只能学英语,可以去转学计算机,因为在本科生掌握一个学习的能力,专业课只是有一些基础,而不是说将来一辈子要做这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的一个朋友,本科读英文专业,研究生又读了计算机科学,并从该专业毕业,后来他又去研究生物,并成为世界上最早破解基因序列的人,因此获得了富兰克林奖。吉尔曼从以教为主到以学为主,哈佛开了很多的课让大家可以学,这不是挂在嘴上的,而且是要在行动中做的。校长做报告时讲到,现在学校是以学为主,不是说说这么简单,怎么做到这点的?我和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院长麦勒交流,他担任院长以后,斯坦福大学的医学院排名很快从美国8-10名到了前3名,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怎么做到的呢?排名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多少学生申报,你录取的学生里面有多少最后到了这个学校,是接收率。主要的医学院,哈佛医学院,约翰霍布金斯医学院,或者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我同时来了约翰霍布金斯和哈佛,但只选择一个。做法说简单,但是实行起来很困难,我估计今天100%的中国大学校长和院长是推行不下去的。每一个学院的院长手上有一笔钱,学院是成本的核算单位,比如说工学院,新入职的教授前两年肯定拿不到经费,所以院长要给你钱来做科研的,有了钱以后可以招博士生。过去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大学就是这样的,天经地义应该这么办。麦勒把钱直接给博士生,不是说光有生活费和学费,他要有自己的研究经费。我就找到季社长,表明我现在想做一个题目,研究经费是有的,因为院长给了我,你能否指导我做这件事。如果教授不愿意指导的话,最后可能会一个学生都没有,但是这件事为什么我说在中国的大学都做不到,因为这样你会损及所有的教授利益。长远来讲的话这对学院肯定有好处的,因为所有新的研究题目都是年轻人这么想出来的,短期来讲的话要得罪很多人,所以这件事很多时候做不下去的。但是如果真正做到了,学校的整个水平也就提上去了。为什么可以做到这点,因为斯坦福还有一个优势,它有一些为政策支持站台的大教授。比如说朱棣文,因为诺贝尔奖的题目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在大教授的支持下,院长强制的推广这点。麦勒找了一些博士生跟我具体谈他们的题目,这些题目是怎么做的,怎么想到这些主意的,怎么找到他们的导师。我听了以后大受启发,斯坦福能够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办成了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学,它一定做了做了很多实际的事,不是纸面上的事情。硅谷崛起对它有帮助,但是做这种事情的魄力不是一般大学都有的,这是美国大学比较成功的原因。

在一流大学和二流大学,你学的东西有什么差异?以数据结构为例,美国州立大学也可以把数据结构这门课讲得很好,这不是主要的差别。差别在于你有一个很好的老师群体,他们很关心你们,不光辅导你的课程,还有你平时的生活,使你处在良好的同学群体,他们由很好的方式组织起来,一流大学培养学生的社会担当。耶鲁大学有两座不是很起眼的门楼,纪念战争中死去的两个学生。凡是耶鲁的毕业生,在战争中为国家死难的都纪念。最有意思的是另外一件事,它有一面墙是介绍南北战争中死难的人,有南方的也有北方的,虽然耶鲁在北方,但南方死难的人也在纪念。因为耶鲁的毕业生必须得有社会担当,从南方过来毕业了以后回到南方去,当你的州遇到困难你要挺身而出,这是我培养大学生的目的。我们有时候想象不出来哪一个重要的发明是出自耶鲁,但是为什么它可以出总统,这是有原因的。一流大学是培养未来世界领袖,不光是编程序的程序员,或者说做生产线的工程师。为什么说是未来的领袖呢?可以想这样的一件事,我们的老师20年前接受了一些教育,思想在那个时候形成。我们是今天的人,管20年后的事,把20年前的人的观点加在我们的头上管20年后,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

 

 

哥伦比亚大学,这是1968年发生的一件事,那个时候反越战如火如荼。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属于文化思想很活跃的学校。起源是不能再小的事了,有两个学生到图书馆找到了一份文件,说哥伦比亚大学在参加美国的一个智库,研究对越南的作战,他们认为这太不象话了,大学怎样可以帮助军方做这样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契机。还有一个很小的契机,他们要建一个体育馆,哥伦比亚如果有人去过的话就会知道,那个学校非常小,只有33英亩的一块小地方(斯坦福是八千英亩,可以对比一下)。33英亩这么一块地方,没有锻炼设施,所以当地的市政府给了它一块地建一个体育馆。哥伦比亚的形势是这样的,体育馆正门对着学校的,学校的建筑都把正门盖的比较大,对着的居民区是小门,周围都是穷人。所以说设计很自然,有鸡蛋里挑骨头的人说这是种族歧视,因为学校是精英的学校,居民区住的是黑人,黑人就造反不干了。开始占领他们的教务处,把教务处长扣下。过程中白人和黑人发生了分歧,黑人说你们白人革命不坚决,所以白人就说我们干一件更加坚决的事,占领校长的办公室。校长跑了以后,他们把一个助理扣在这儿,文件弄得很乱,宣布为解放区。学校处因此于无政府的状态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董事会不干了,校长没有管这件事太奇怪了。董事会跟校长说你要管这件事,于是叫来警察逮捕了几十个学生,发生冲突导致7个学生受伤,警察也有几个人受伤。过了一阵子把这几个学生给放了,学校也没给他们太多处分,除了带头人停学一年的处分。为什么是这样很荒唐的处理过程,如果学校不赞成学生的做法,为什么不阻止呢?答案是它觉得学生有可能是对的,因为学生代表了20年后人的想法,我们这些人是一些思维比较老的人,你们有可能是的,所以我要给你们自由。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讲,你们已经是成年人了,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无论坐牢或者停学都要接受这样的处罚。参加越战的人和反越战的人,在面临未来的世界时是不一样的。克林顿和老布什竞选总统的时候,一个是代表了二战以后冷战思维的政治家,一个是像克林顿这样冷战后的一批政治家,很难利用冷战的思维应付冷战后的形势,冷战后就该由克林顿这批不具有冷战思维的人担任未来的领导人。像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大学,崇尚的就是培养未来的领袖,而不是当下的领袖,因为这些人成不了当下的领袖。既然是未来的领袖,不能用当下的很多价值观来约束。这是我的孩子写哥伦比亚申请书的时候提到过的一件事,大学也录取了她,看来哥伦比亚对这件事还是很自豪的。哥伦比亚请了伊朗的总统内贾德演讲,很多人是反对的,他们说培养20年后的领导人要了解世界各地的情况,反对你的势力又怎么样,他们怎么想的,要让这些人说话,来听这个声音。哥伦比亚培养出来的学生成就,在美国仅次于哈佛大学,有未来的眼光。

麻省理工也有自己的特色,强调黑客的文化,我就是科技捣乱。怎样可以捣乱出水平来,这才是本事。比如他们在哈佛和耶鲁的橄榄球赛中,从底下挖了很长的坑道弄了一个气球,最后炸了,打出了MIT。后面把一个楼的灯光熄灭,变成一个俄罗斯方块。玩儿一定要有创意!后来加州理工的人不服,奔袭一万米到MIT打出了一个牌子“The other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第二天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夜里改成“The only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不像清华北大只是示威,很没有创意。

我们教育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不能选择专业和换专业,这是我们培养真正人的误区。有人问冷门专业没有人报怎么办,那可能就是应该淘汰的。在麻省理工学院专业排号有20几个比较大的专业,其中计算机和电机工程占了30%的学生。有一个关于日本宗教和文化的专业四年加起来12个学生,有的专业本身需要人,比如说计算机和电机工程需要人,就是应该多;有的专业不需要人,就是应该小。

研究型的大学可以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一些好处和特点,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校园。我在的研究中心是语言和语音处理实验室,成立的时候请过来一个大师,他特别能搞钱,搞来钱不是自己用,实际上他一辈子生活比较清贫,开着一辆20年的丰田老汽车。他请其他的大师每一个星期来这儿做报告,每周固定的时间,为了吸引学生听报告,他给大家准备水果和点心。我当学生的时候比较穷,有的时候听完报告还给老婆带两块点心。不止这些,他还把请来的教授差不多每10个一组,分成三个组,夏天的时候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工作六周,三个组每一个组再配上一些稍微年轻点的博士刚毕业的研究员,再配上三四个学生,分三个主题。有一点像封闭开发似的,在这个大学里工作,学生训练两周,然后跟教授一起工作六周,每年都是如此,全世界最有名的专家都到这儿来。这件事使我受益很多,使得我有机会认识行业内所有最有名的教授跟他们工作一段时间,当我做差不多三年的时候,世界上这个领域所有的教授不是我都认识他们,而是他们都认识我,所以这是世界一流大学可以给予你的一些东西,这些不是二流大学可以给你的。以至于在整个的行业里,最后你可以走多远跟你可以认识多少这些大师相关。

我们要怎么办大学,怎么申请大学。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方面占美国人口4.7的亚裔占了美国常青藤大学和斯坦福、MIT这些大学15%-25%的比例,这是本科生,研究生占的更多。加州理工占了大约30%,不应该抱怨不太公平,这也是哈佛大学的论点,不能说我不公平,我招了很多人。但是说它不公平的人认为亚裔的SAT平均分高的惊人,白人学生有一个SAT考满分,哈佛就把他当宝贝,亚裔满分太多了。这是亚裔学生在大学中占的比例,基本上是平线,这也是很多的大学认为自己没有太不公平的原因。过去的20年里录取基本上是平的,红线是加州理工,都是亚裔在读。有一条虚线是亚裔在美国占的人口比例,人口越来越多,但是在学校占的比例没有很多,录取的难度这些年在减小。哈佛大学学生毕业以后都去哪儿了呢?有很多的人去非营利组织,还有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组织,还有的参军去了。人才是要覆盖整个行业的,亚裔挤到了科技这块,自己把路走的非常窄。我们经常说特长生是不是会照顾,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和斯坦福,这是最好的。哈佛的学生里特长生占了1/3,有5%是学术特长生。麻省理工一年一百人的夏令营,你得了英特尔奖和西门子奖。我们附近住的一个孩子得了奥林匹克计算机的金牌,哈佛也没有录取,因为只有这么一点比例,学霸只有5%。强调每一个学生都有天赋,天生都有才能,你要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至,当你把才能发挥到极至以后你学习又不差就录取,这和中国的录取思路是相反的。中国我们录取学习要好,其它的才能是加分。人家才能是基础,学习成绩是筛选。

英雄联盟的游戏,全世界有一百万个队,得第一名不是很容易,如果说一百万个队伍得第一名,你持之以恒的做到了极致,卡耐基梅陇大学就可以录取你。麻省理工做一个App,自然下载有二百万次,你就可以到麻省理工,但是学习成绩不要太差,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说SAT的成绩很好,没有录取呢,因为它不是先看成绩,而是看你有没有特色。我女儿的同学打高尔夫球,成绩一直稳定在69-70杆之间,后来到了斯坦福,我们中国父母的概念就是既然进去了别花时间锻炼了,好好学习吧。他真的把这个做到极致,年初那个同学平了61杆的记录。50-100名大学的学生不需要做这个,如果上这五个大学可能需要做这些事情。这给大学一个启发,我们培养人的目的是什么,不可能所有人都当科学家,但是社会有360行,360行都需要经营,其实最好的大学应该能够涵盖这些所有各行各业的精英。如果可以在中国办一所最好的大学,它应该涵盖各行各业的精英。

本书讲到美国大学管理,美国私立大学财政收入是这么来的,斯坦福大学3-4亿学费是收入,一半是MBA和EMBA带来的,真正的本科生收入只有1-2亿,硕士可以收一点钱,博士导师掏钱。科研经费8个亿,清华的经费比斯坦福多,斯坦福有十亿美金的捐赠,捐赠大部分都是校友给的,所以要保持一个对学校特别愿意做贡献的校友群体,而且它不希望外面的人来稀释这个群体。所以就要照顾校友,SAT满分又是校友的孩子,你录取的概率会大43%,明显照顾校友,这是理直气壮地讲,它说我要维持这个群体。亚裔恰恰这点是很弱的,对捐钱几乎是不愿意做的,而且政治活动还常常不参与,不去投票。为什么非常照顾墨西哥裔,因为这些人投票的力量很大,亚裔不做这样的事,犹太人比亚裔人还少1%,但是他们在关心大学和社区方面比亚裔好得多。很多家长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从小把孩子送到美国,他是不是就会融入主流社会。我的回答是,第一你所谓的主流社会是好莱坞精英社会,不是主流社会;第二我估计如果你不改变,教给他一些东西,这是没有用的。如果只是有钱比如说像王健林的儿子买一辆车炫耀着跑,主流社会只有烦你,不会把你融入进去。融入主流社会很简单,不需要很有钱,当这个社区要建一个手机发射塔的时候,你跟邻居一起举一个牌子,无论是赞成或反对,你要参加这样的事,不能总是在家宅着,偶尔出去跟大家炫耀我有钱,这样进不了主流社会。当学校举办校友会的时候,你可以提供场地,可以和公司说提供赞助,可以做很多这样的事,这恰恰是亚裔做非常差的。前段时间,潘石屹给哈佛捐钱,给耶鲁捐钱,在国内引起一片骂声。事实上他这些钱对亚裔子女进入哈佛有很大帮助,之前陈启宗、陈乐宗兄弟向哈佛捐3.5亿美金,不知道捐钱跟录取是否有关系,但是去年到今年哈佛招的学生22%的比例是亚裔,这是很大比例的增加,原来也就是17%左右。很多土豪买高尔夫球场,买酒店,但是很少看到他们给学校捐钱的,有的时候不是说要捐一栋楼,很多的毕业生毕业以后一年一百美元的校友会费都不愿意掏,邀请信都扔到一边了。为什么亚裔的申请有的时候很困难,歧视背后有很多原因。

一个理想的大学首先是培养人的地方,这个人不是一个书呆子,而是社会人。其次是一个研究的中心,清华和北大是研究中心,引领世界科技的发展,而且对地区性的经济产生正面的影响,学校是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发源地。另一方面,生活很重要,学校是年轻人的家,18-22岁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阶段,如果生活在一个很不舒服的环境,憋了四年说总算毕业了,这样的心态从大学毕业是一个失败。大学回想起来应该是:这四年是我度过最好的四年,我的师长给我非常大的帮助,同学给我很大的帮助,同时我为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谢谢大家!

 

吴军《大学之路》新书发布会【视频】:http://zhibo.adfaith.com/webcast/site/vod/play-740078161d434196b1be6706807a8dcd?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复制以上网址在浏览器中打开即可在线观看发布会现场视频,支持手机、PAD、PC)

 

以下是吴军和俞敏洪对谈的部分内容(完整版于明日在本帐号发布):

 

赵民(嘉宾主持):俞敏洪和吴军两位老师,一个是北大毕业的,一个是清华毕业的,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的大学之路给你俩最深刻的印象有哪些。

俞敏洪:吴军在大学的时候是学霸。我在北大属于学渣,我北大毕业的时候英语专业课平均分没有超过75分。因为当时学习设备比较差,连录音机都没有,要把语音改过来的难度很大。但是我有一点好处,我在进北大的时候,我的普通话大家听不懂,但是大学毕业的时候都听懂了。吴军对专业还是蛮喜欢的,他对计算机扎进去了,有了成果。英语本身是一种工具,我对学这种工具本身没有什么兴趣,我也知道它的必要性,就是因为你不学好的话没有办法读最优秀的书。我读的书在北大比较广,而且和学校教的没有什么关系,哲学、历史之类的。没有想到吴军不光把自己的专业做的那么好,而且读的书比我多,他在清华的时候把康德、尼采、黑格尔都读了。我真正读这些哲学书是大学毕业好几年之后。

吴军:我的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我比较贪玩,我是清华的异类,读书的时间不是很多,这也是悟出来的。第一和第二年的读书很辛苦,成绩还可以,但是和我付出来讲的话不高效。第三年因为病了就逃课,想考得好一点就揣摩老师的意思,哪一个该学,哪一个不该学,第四年不病了很容易学这些课。

(今天也来了的)郑玮民老师的课讲的特别好,所以我没有逃他的课,很多其它的课我逃掉了三分之一。我比较早地学会了使用80和20的原理,发现老师出题80%的题目就是那20%的内容。

我也不是什么学霸。学课学方法,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看一些杂书,中学的时候学生见了老师的时候就跟老鼠看到了猫一样,我们和郑老师非常熟悉,可以成为朋友。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点,他们没有把我当小孩子这么看,其实现在想起来就是小孩子。我们没有把他们当成是高不可攀的,所以对将来有什么建议,做什么工作,就直接跟老师说了。

周围人对你的影响比较重要,清华和北大把这些学生招完了以后放在一个三线城市由三流老师教,这些学生在一起,可能四年下来也不会太差,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你有一个很好的学生群体在这儿,我觉得这是让我终身受益的,大学的过程最受益的就是这两点。

赵民:除了去北大借康德的书,有没有别的动机和目的。

吴军:不是借康德的书,而是要借这些禁书。北大的书比清华多一倍,我认识图书馆系的毕业留在图书馆编程序的老师,他把书给我,我看一些不太让看的书,有的他很为难,他说只有一本得馆长在你边上才能看。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十日谈》,他借给了我,我回去如饥似渴的就看完了。我发现领悟了很多的东西,当然还有很多的书,清华有一本《我的奋斗》不借给我,我跑到北大把《我的奋斗》借了,我也得感谢北大,有的书就是从那借来的。

赵民:现在的大学名校都过百年,有的过110年,你们完全有资格作为当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毕业生,教育领域不同的人回头看中国的大学之路,能不能谈谈现在中国的大学之路。

俞敏洪:我觉得中国大学的改革不在学生,也不在老师,中国拥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学生和老师。问题在于大学的制度,因为世界大学摸索了一千年,大学之前孔子的那个也可以说是半个大学,其实那才是真正的大学形式,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提出不同的观点和思想思辨。

中国古代在春秋时期的稷下学院,中国所有的子都和它有关,荀子、孔子、庄子和杨子,大学是产生思想让思想影响世界的地方。有的思想可能是垃圾,可能有一种伟大的思想就来自于这些蓬勃发展的肥料。

牛津大学创立之初,连没有构成行为的犯罪念头都可以豁免,这使得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思想的丰富性大大增强。马克思主义这么来的,共产主义也是这么来的,各种思想的交汇形成了人类丰富的思想土壤,让人们寻求真理,不断的辨析,可以使世界的创新和发展以及人类的文明不断的进步。我认为中国的大学要做的事情就是今天吴军所讲的这些,摸索了一千多年办大学几乎没有第二条道路,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很多年的发展,大学越办越苍白,行政办大学的路是走不通的。

我曾经跟一个大学校长交流,应该由教授推选校长的观点。这个校长说,我混了30年才做到大学校长,这没门。你让他发现自己可能会被选不上,这不疯了,遇到你的话也会疯的,只要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谁都会疯的。我深刻的理解,但是我们也深刻的理解中国大学现在所处的现状尴尬,这也是为什么我支持吴军这本书在中国发行越多越好,我要站在前台帮他选择。从来没有为一本书在三次活动上出现过。

吴军:补充俞老师一句话,也是俞老师上次讲的。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80年代,那个时候大家的生活很困难,学生也很穷,老师也很穷。但是大家都有一种奋发向上的劲头。有一些老师吃完了饭就去实验室加班,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加班费,也没有科研经费提成。国家赢一场球我们都会很高兴,使得我们很多人对社会从上到下是很关心很关注的。

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校长,他当了20多年的校长,退休了以后写了一本书。书中可以看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他们不只关心自己大学可以弄多少科研经费,他站在一个美国利益和人类福祉的高度讲办大学要怎么来把这个大学办好,把人培养好。我在电子工程系毕业,教研组的一些年轻人找我问问题,我觉得他们除了自己当下考试分数和学业是不是可以提前半年毕业以外,对周围很多的事情非常的淡漠,原因没有太仔细想,这是我感觉和我那个时代相比是一个差距。

赵民:俞老师说为一本书参加三次活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非常值得的。

俞敏洪:不仅仅是希望吴军这本书可以多卖一点,我也想呼吁大家对中国大学现实的改造,通过大学改革让中国的知识和创新发展可以追上世界的脚步。

赵民:现在大学遇到一个巨大的挑战,美国出现了类似像互联网时代的2.0版本:网上教育,在新的环境下我们应该怎么看待。

吴军:我先抛砖引玉,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解决大众受教育的问题。很多大学学的东西四五年以后就过时了,但是可以通过远程上网的途径学习,这是非常必要的。我现在对生物感兴趣,麻省理工的生物课讲得非常好,我就去网上听课,而且我又不需要亲自到麻省理工学校去。

教育费用很高,我的书里讲了大学收了你三万美元的学费,但其实在你身上花了五万。即使这样,这三万美元的学费很多的家庭是付不出来的。中国人再留学的话,这也是很高的费用。通过MOOC这样的方法是可以降低学费的。佐治亚理工在线教育一年的学费七千美元,早期的时候也有远程教育,我们说的电视大学就是这样的,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因为听了没听也不知道,没有人督促你。

后来有了互联网,交互性强了很多。美国最早的时候从中小学的辅导课程开始,它们开始的时候做课件,一点一点地教,然后当场出题进行判定。还有就是虚拟教室,每家里装摄像机,说好了今天5-7点他在摄像机这儿,因为讲作文没有办法ABCD,只好给你评这个作文,然后你交上去。

今天美国的MOOC平台主要有两个麻省理工的EdX,哈佛也参加,另个是斯坦福的Coursera,普林斯顿,UPenn,UMich都参与。麻省理工提供的课程主要是课堂的录像,笔记等等,斯坦福专门优化一些课程,以适合在线的用。在线的感觉和你在课堂讲课不一样的。好的老师知道即使一门课讲了五遍,看学生的反应再决定讲什么东西,每次都是不一样的。MOOC还有一些关键性难点,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开会的时候讨论这样的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做一门好的MOOC课的成本,如果说完全做在线高质量要一百万美元,今天高质量的课程还是蛮少的。

老师讲数据结构很清楚,可以录下来给大家看,但是这个效果和课堂上差别非常大。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可能是课堂教育的补充,一流大学上学很大的程度上,你哪怕在这个宿舍里住四年你都会受益匪浅,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替代不了的。但是可以让我们的学习更加有效率,在清华让我跟20岁的人旁听课就不好意思。我学生物的话在线课堂是很好的手段,短期内这是一个辅助的手段。

俞敏洪:它们更多是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没有任何教育系统,不管是MOOC还是MMOOC可以替代老师和学生的交流,不管世界多么发展,都不可能取代大学校园的重要性。为什么这些课堂有存在的必要,MOOC课程非常简单,就是对已经在大学毕业的知识必须要更新的,思想必须要更新的,要跟上时代的,世界上可以上大学的年轻人只有30%都不到,中国的高职考试每年有四五百人,很多人大了以后到大学没有机会了,这样的课程对他们就是非常重要。

MOOC最大的好处,如果它的每一门课程可以认定学分,这个学分可以到一定的层次可以发大学毕业证书和研究生证书,可以委托一个大学发。教育部也可以发,中国的教育部把全中国最厉害的一千门课都录成了MOOC,完成了180个学分80门课,你可以拿到大学毕业文凭,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会学的,这是一个补充,但是我一直认为一个人一生没有经历过四年的大学校园生活,像我这样没有谈过恋爱也是遗憾。

电影中写了我在大学谈恋爱的,实际上我的生活比电影还惨,不光没有女人爱上我,男人也没有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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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民:下面我们谈谈每个人关心的大学生活。

俞敏洪:大学碰到好老师很重要,可能受老师整体气质的影响非常重要。我在北大的时候这些老师没有教过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我们跟朱光潜有过交集,他没有教过我们,但是他生病了以后我们班照看他,每天都要推他到太阳底下晒太阳,这样的东西在同学心中留下了非常好的感觉。因为你和世界级的大学者接触过,其实朱光潜他不能算真正的世界级的大学者,即使是这样也给我们班的同学带来了一种自己要有向上,要向大师靠近的感觉,所以老师其实非常重要的。

我们大学聚会每年都要看老师,80年进去的时候我们的英语老师、文学史老师,60%-70%的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其中有一半是在西南联大到了四几年的时候到美国留学以后再回来的,有耶鲁大学毕业的,这些老师尽管被文化大革命整的什么话都不敢说,但是可以越过文化大革命看到他们身上的气质,他们讲英语的水平很高,分析英美诗歌的感觉,这是现在新一代老师没有的感觉。我们叫做民国气质,其实就是知识分子的气质。现在的知识分子更多的就是像我这样的,我不能算知识分子,就是铜臭气浓厚一点。和八零后的老师比,我是淤泥,他们是淤泥上的莲花。

吴军:我女儿上大学是她自己挑的。你喜欢的大学和年轻人喜欢的大学完全是两回事。我虽然是学理工的,我看杂书很多,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上清华还是北大,也许我就去北大了。我个人认为哥伦比亚这样的学校可能好一点,纽约的环境我特别喜欢。文艺和艺术的这些环境非常喜欢,我自己还专门很老远的从旧金山坐飞机跑到了纽约听一次歌剧回来。但是她自己的习惯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女儿对MIT感兴趣我很惊讶,但我是支持她的。

我老跟学校的人打交道,所以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学校比较本质的地方。美国很多学校给你介绍的时候,那么多的好地方,她不说,她只介绍一两点一定是特色的地方。斯坦福讲它都招了什么样的人,这些人是可以互补的,每一个学生可以从你的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你的身上要有特色和闪光点。而麻省理工只介绍自己的恶作剧。很多中国的一些大学做介绍的时候要拉我听,我们今年的科研经费多少,我们带多少毕业生。美国大学就介绍一件事,他们认为最自豪,最有特色的一件事。所以我把这些东西写在书里就是这样的目的。我们挑选大学我强调是两个钩子要钩在一起,大学看得上你,你看得上它,找到自己合适的大学,别管是第一还是一百的,关键就是在于你喜欢它,它喜欢你,这就是它们自己强调出来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他们的特色。

吴军《大学之路》新书发布会【视频】:http://zhibo.adfaith.com/webcast/site/vod/play-740078161d434196b1be6706807a8dcd?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复制以上网址在浏览器中打开即可在线观看发布会现场视频,支持手机、PAD、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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