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数字经济正加快从新兴产业形态演变为重塑经济结构、重构产业逻辑、重建竞争优势的关键力量。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数字经济已经不再只是单独的产业赛道，而是正在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底层支撑。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数字经济和数智经济不仅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变量，更是关系未来发展方式、产业布局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命题。谁能够率先把握数智变革趋势，谁就有可能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十五五”时期，国家将“提升数智化发展水平”单独成篇纳入规划纲要，围绕算力、算法、数据和应用赋能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推动算力资源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普惠化发展；聚焦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持续推动模型算法迭代创新；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这一系列部署，既为未来五年数字中国建设明确了方向，也为国有企业借助数智技术实现转型发展提供了清晰路径。
从现实来看，国有企业推进数字经济和数智经济发展，首先要解决的不是“要不要转”的问题，而是“如何真正转”的问题。当前不少国有企业已经开展了数字化建设，也搭建了一批系统、平台和应用场景，但总体上看，仍然存在数字化碎片化、数据资源分散化、应用场景局部化、转型成效表层化等问题。一些企业对数字化的理解仍停留在信息化和流程优化层面，将数字化更多作为提升效率的辅助工具，而没有真正把它作为重塑业务逻辑、重构产业模式、重建治理体系的核心抓手。这也决定了，国有企业发展数字经济和数智经济，不能停留在“上系统、建平台、做应用”的初级阶段，而必须推动从局部优化向系统重构转变，从技术赋能向模式重塑升级。
从战略层面看，数字经济和数智经济带给国有企业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单点效率提升，而在于发展逻辑的整体重构。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国有企业的发展更多依赖资源获取、资产扩张和规模增长，核心竞争力主要建立在土地、资本、牌照和资源等传统要素基础之上。随着传统要素红利逐步减弱，这种增长模式的边际效益正在持续下降。数智经济的出现，推动企业增长逻辑从资源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从资产经营转向智能运营、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为国有企业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特别是在传统产业承压、增量空间收窄的背景下，数智化不仅是效率工具，更是重塑增长曲线、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
从产业层面看，数字经济正在深刻改变产业组织方式和价值创造方式。传统产业体系强调链条分工和线性传导，企业更多依靠单点能力参与竞争，而数字经济时代，产业竞争正加快从单体竞争转向生态竞争，从链式分工转向网络协同，从单一产品输出转向平台化服务供给。这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未来的竞争，不只是看企业拥有多少资产、做了多少项目，更重要的是看能否整合资源、组织生态、链接产业、放大场景。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过去更多承担投资建设和资源整合功能，未来则必须加快向产业组织者、场景运营者和生态构建者转变，真正从“做项目”走向“做平台”，从“管资产”走向“管生态”。
从管理层面看，数智经济也在推动国有企业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治理模式更多依赖经验判断、层级传导和线性管理，决策链条长、信息反馈慢、协同效率低，在外部环境快速变化、业务场景日趋复杂的背景下，这种治理方式已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企业治理具备了实时感知、动态分析、智能决策和闭环反馈的能力，为提升现代企业治理水平提供了新的可能。对国有企业而言，推进数智化转型，不仅是提升业务效率，更重要的是通过数据重塑决策体系、通过算法重塑管理机制、通过平台重塑组织协同，推动企业治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治理转变。
国有企业借助数字经济和数智经济实现转型发展，首先要夯实底层支撑，构建与数智化转型相匹配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数字经济时代，算力、网络和数据基础设施已经成为支撑企业发展的关键底座。国有企业应主动融入国家一体化算力网络布局，围绕“通算+智算+超算”构建多元算力供给体系，推动算力资源集约配置和高效利用，为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产业智能化应用提供稳定支撑。同时，要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升级，推动高速光网、5G、工业互联网等新型网络设施向生产端、园区端和场景端延伸，提升各类业务场景的实时连接和协同能力。还要同步推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围绕数据采集、治理、流通、交易、安全等关键环节建立统一体系，推动形成可信、可控、可追溯的数据流通环境，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奠定基础。
国有企业发展数智经济，关键在于真正把数据资源转化为数据资产。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在城市建设、交通物流、园区运营、能源管理、产业服务等领域沉淀了大量高价值数据资源，但这些数据普遍分散在不同业务系统和管理条线中，存在标准不统一、共享不充分、利用不深入等问题，数据资源尚未真正转化为经营资源和价值资源。未来，国有企业必须把数据作为核心资产来经营，系统推进数据治理体系建设，统一数据标准、数据目录和数据规则，推动数据资源归集、整合和治理。要围绕重点产业和重点场景加快建设高质量行业数据集，为模型训练、场景开发和产业应用提供高质量数据支撑。与此同时，还要积极探索数据资产入表、数据授权运营、数据资产融资等实现路径，推动数据从“沉睡资源”转化为“经营资产”，形成新的收益来源和价值空间。
推动传统产业数智化升级，是国有企业借助数字经济实现转型的主攻方向。国有企业产业基础深、应用场景多、资源整合能力强，在推动数智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方面具备天然优势。要聚焦制造、能源、建筑、农业、物流等重点领域，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生产、运营和服务全流程。在制造业领域，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研发设计、工艺优化、质量检测和设备运维，建设智能工厂和数字车间，提升制造效率和产品附加值；在农业领域，要围绕智慧种植、智能养殖、无人农机等方向推动农业生产智能化、精细化和标准化；在物流和供应链领域，要加快推动仓储、运输、调度、配送等环节智能协同，重塑传统供应链组织方式，提升全链条效率和资源配置能力。通过推动传统产业数智化升级，国有企业不仅能够提升存量业务质量，也能够在转型中培育新的增长空间。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发展数智经济不能只停留在内部提质增效，更重要的是借助数智技术培育新产业、形成新主业、打造新增长极。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向产业端延伸，智能终端、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新赛道加快成长，正在成为未来产业竞争的重要方向。国有企业应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前布局，既要积极参与智能硬件、智能制造、数据服务等产业链关键环节，也要依托自身场景优势推动一批人工智能原生企业、行业模型企业和智能解决方案企业加快成长，逐步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数智产业集群。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应更加注重发挥资本、场景和资源组织优势，通过平台招商、产业投资、场景开放等方式，推动技术、资本、产业和应用协同集聚，形成产业发展新生态。
场景是数智技术落地的关键入口，也是国有企业最具比较优势的资源之一。相比一般市场主体，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国企在城市治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园区管理、交通运营等领域拥有大量真实、复杂且持续的应用场景，这是推动技术落地和产业转化最稀缺的资源。国有企业要把场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围绕城市更新、智慧交通、园区运营、公共服务、绿色能源等重点领域，系统开放场景、培育场景、运营场景，推动形成“技术供给—场景验证—产品迭代—产业复制”的转化机制。特别是在城市治理领域，应加快构建“感知—分析—决策—执行—反馈”闭环运行体系，推动城市运行管理由经验治理向智能治理升级，逐步形成城市级智能运营能力。
数智化转型越深入，越不能仅靠技术推动，更需要组织、机制和治理同步变革。现实中，不少国有企业数字化项目推进缓慢、应用效果有限，根本原因并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组织协同不足、机制支撑不够、人才结构不适配。推进数智化转型，必须同步推动治理体系重塑。要加快建立数据驱动的经营决策机制，推动战略、投资、运营、财务、风控等核心环节由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转变；要加快推动组织模式由条线分割向平台协同转变，打破部门壁垒和信息孤岛，提升跨部门协同效率；要加快构建智能风控体系，推动风险识别、预警、研判和处置能力前移，实现风险治理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警转变。归根到底，数智化的目标不是简单“提效率”，而是推动企业治理能力整体跃升。
推动国有企业数智化转型，最终比拼的不是单项技术能力，而是系统推进能力。越是面向未来，越要把创新能力、人才能力、资本能力和制度能力作为关键保障。要围绕人工智能、工业软件、行业模型等重点方向，加快建设创新平台、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打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链条；要加快引进和培养既懂产业又懂技术、既懂业务又懂数据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夯实数智化转型的人才基础；要更好发挥国有资本引导作用，创新“科技贷”“数据贷”等金融工具，形成覆盖研发、孵化、转化、应用的多元投入机制；要同步完善数据产权、收益分配、安全监管、容错机制等制度安排，为数智化发展提供稳定预期和制度支撑。
总体来看，数字经济和数智经济不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可选项”，而是面向未来的“必答题”。对国有企业而言，数智化转型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技术升级和效率优化，更在于通过数字技术重塑发展方式，通过智能技术重构产业体系，通过数据要素重建价值逻辑。面向“十五五”，国有企业必须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度融合趋势，主动拥抱数字经济、深度融入数智经济，加快从资源依赖走向数据驱动、从资产经营走向智能运营、从单体竞争走向生态协同，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